来自 伤感的儿童故事 2020-04-07 18:14 的文章

一位原国有大行高管的深刻反思(二):别样武

  3月13日,“行长要参”推荐了一篇陈彩虹教授的文章,《一位原国有大行高管的深刻反思:武汉疫情和”平庸之恶“!》,文章发布之后,后台收到了很多留言,不少人点赞留言称”疫情期间很值得一读的好文章“、”作者有才华有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“……

  今天,”行长要参“再次推荐陈彩虹教授的一篇文章,关于”生命事件和生命规则“的思考~(PS:篇幅依然有点小长)

  为国家之事激动,为生命之人感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,我们“居家隔离者”每天生活中的大事,就是看官方公布的数据,看相关的新闻,读方方的日记,交流彼此的信息,也分辨和争辩各种各样的言论。

  我们默默地跟随每天变化的数据,在大小的新闻里推测疫情的走向,结合专家这样那样的观点,自觉不自觉地将复杂难言的心绪,悬系在“确诊病例”、“疑似病例”和“治愈人数”、“死亡人数”那几条曲线上。国家层面大的新闻,令人宽心和平和,时常还有期待中的激动,大战“疫情”的努力使得趋势向好,走向“拐点”,走向“清零”。历史让我们遇着了这样的大事,我们看到了国家整体的力量,看到了集体强大的功能,也看到了医者高尚的德行,还隐约地感受到了整个人类面对病毒时休戚与共的命运,尽管那些数字和曲线,望而生畏,令人内心惊悸、焦虑和煎熬。

  与此同时,在渠道多元的文字、图片和视频里,一个个具体多样的生命,扑面而来。医护人员、医院建设者、快递小哥、志愿者、士兵、警察,还有社区工作人员,隔离在家的老人和孩子,特别是那些躺在医院生死未卜的感染者,共同构画出了武汉疫情到来时个体生命的拼图。一个生命的逝去,丢失一份鲜活,留下一块残缺,增加一把悲凉;一个生者的善行,赢回一份生机,弥补一方时空,带来一片慰藉。生命逝去的悲痛和生命抗争的感动,交织成一曲命运的交响乐,让人无法不一会悲恸,一会眼泪,一会赞叹,一会情绪失和,心跳加速,禁“足”不住在小小的隔离空间,不知所措地来回走动。喊不是,叫也不是,不能自已。

  武汉的疫情,事实上把我们的内心世界划分成了两块空间。一块容纳国家大事的疫情战役,一块容纳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。换句话说,一块容纳“事”,容纳由可数的、鲜活的生命集合而来的“国家之事”;一块容纳“人”,容纳由自然的、神圣的上苍创造而来的“生命之人”。作为“事”,我们更多地关注起因、状态、大小、走势和结果,关注一天一天的变化,特别是关注那个转折性的“拐点”;作为“人”,我们更多地关注男女、年龄、职业、家庭和生死,关注一个一个的故事,尤其是关注生死之界的瞬间,更有生离死别的牵连。

  一般说来,国家之事大多容易引发激动,生命之人则时常带来感动。激动也好,感动也罢,都是具体的每个人的感觉,因各自的境遇不同而不同,因各自的关注不同而不同,也因各自的理念不同而不同——有的人会激动多些,有的人会感动多些;有的人在激动中感动,有的人在感动中激动;有的人将激动当感动,有的人将感动当激动。

  是不是有只激动不感动,或只感动不激动的呢?世界是多样的、丰富的、复杂的,当然有的。

  “宏大叙事”的生命内涵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记录中,将许多个体生命,集合为各种群体,统计成数字,编绘成图表,整合为曲线,属于“宏大叙事”的方法。这种关于人生命的“宏大叙事”,时常受到一些诟病。因为看不到生命的鲜活,听不到生命的呐喊,想不出生命的模样,也就无所谓对生命的尊重、珍视,体现不出生命的价值,感受不到对生命的敬畏。一句话,“宏大叙事”似乎与生命的价值无关,至少没有直接关系。

  这样的认知不确切。从历史来看,“宏大叙事”是人类认知过去的一种方法;从现实来看,是人类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。虽然说,不是所有的“宏大叙事”,都具有生命的内涵,但由个体生命组合起来的“宏大叙事”,生命的价值无可置疑。

  谈及人类社会治理,首先就要明确治理的对象,就要有治理的目标和治理的责任,相应地就会有治理的付出和结果。当个体生命集合为数字、图表和曲线时,这是在构造一个整体对象的“生命事件”,是一种将“人”化“事”的方法,以便说明“事件”的规模和影响,并就“事件”来展示问题,把握问题,通过社会治理解决问题。

  无须讳言,在这些数字、图表和曲线面前,不再有个体生命的温度,却有着“生命事件”的严肃和重大。形式上,这是对个体生命的整体抽象,而“整体生命”是个无生命意义的概念;实质上,这是对现存个体生命的负责之举,也是对未来个体生命的负责之举——整体治理到位了,大部分的个体生命才能安全,未来的个体生命才能存续。既然是“生命事件”,既然是治理事项,无疑会有一些个体生命的付出。这令人悲伤,但无可奈何。严格地讲,这里“宏大叙事”的生命价值,是属于活着的个体生命的,也是属于未来的个体生命的。

  武汉疫情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,显然是整体的“生命事件”,全国上下乃至全世界都将其作为一件事情来对待。这个“事件”被表达为数字、图表和曲线,那些组合为特殊群体、每日公布、变化着的确诊、疑似病例数和死亡人数,令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一“生命事件”的重大和严峻。中国以举国体制之力,以战时动员方式,国家最高层直接定夺,从医护人员到各种物质,源源不断地支援武汉、支援湖北,普通民众则积极配合居家隔离,所有这些,依据的就是这些数字、图表和曲线表达的“事件”。

  当一个个具体的生命,消隐在数字、图表和曲线上时,我们看到的,便是这个“生命事件”整体的状态和变化的趋势。我们无法阻止一些病毒感染者生命的逝去,痛心在这个“事件”中的一些医护人员、政府官员、警察、志愿者生命的牺牲,而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让这个“生命事件”尽量地减少付出,尽快地看到成效,最大限度地赢得更多的个体生命。为什么我们都在期盼“拐点”早日到来?因为那就是更多生命存活下来的转折处。

  在这样的“生命事件”中,对于治理者而言,治理的使命是神圣的、庄严的和崇高的。相应地,数字、图表和曲线的价值和意义,就不是简单的个体生命的抽象集合,而是个体生命在一个历史时段里构成的“生命共同体”。数字的大小、图表的模样和曲线的走势,都将成为治理者对于“生命事件”理解的基础,判断的基础,更是采取对策的基础。因此,数字的真实可信、透明可见、完整无缺,图表的清晰明了,曲线的简要直观,是多么地重要,它们是一个“生命共同体”完整和确实与否的表达。可以肯定地说,这些数字、图表和曲线,以“生命事件”的形态出现,具有人的共同命运的含义。

  正因为如此,武汉在2020年1月23日封城之前,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个体生命,也就是同类型的新冠病毒肺炎病例,组合成了专家学者案头上的特殊群体,构造出了“生命事件”的雏形,也有了数字、图表和曲线的表达,为什么就没有迅速转化成为实际的治理决策?个中原由究竟何在?这可是一个“生命事件”,诸多的病毒感染者组成的这个特殊群体,直接关系到的,不只是感染者本身,更有潜在的、巨大的被感染人群的生命问题,简单说,就是更多人的生死问题。

  这是需要清楚地向历史和天下苍生交待的。要知道,关于生命的“宏大叙事”或者说“生命事件”的表达,那些数字、图表和曲线,不是冰冷僵硬的符号,不是没有生命的价值,而只是采用了另外的一种“化人为事”的集合方式而已。“生命事件”之所以如此之重,归根结底,是一个“生命共同体”中所有个体生命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。

  “自然人”和“社会人”生命重于泰山,是这次国家治理武汉疫情的最高原则。这项最高原则,隐含了对人们行为的要求,或者说隐含了个人的行为规则,那就是“生命高于一切”。

  在这个规则下,不论是谁,不论何种言论、行动,不论何种制度、规定,也不论何种阶层、等级,更不论何种民俗、习惯,当然还不论对自己或对他人,都应当也必须给人的生命让路。这个规则是一把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尺,认同并遵循者就是“生命的敬畏者”,不认同也不遵循者便为“生命的反逆者”。

  人的生命是自然的造化,也是自然的恩赐,我们称之为“自然人”。人的生命是个体的、独一无二和不可再生的。人的个体生命基本的也是最高的价值,就是自然地存在。通俗说,就是活着,因为死亡是自然对生命的彻底否定,死亡不再有生命的任何内容。当我们谈论人的生命,谈论人的行为时,一定是在谈“个人的、活着的生命”。在这个意义上讲,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行为规则,等于“活着高于一切”的生命规则。对于“自然人”而言,这个规则至高无上。

  人又是社会动物,人的生命总是存在社会群体之中,我们称之为“社会人”。马克思说,“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。既然是“总和”,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行为规则,便会被各种“社会关系”影响、修正和改造,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被放弃。

  如“置生死于度外”,就是将某种“社会关系”的规则,取代了生命的规则——有人“舍生取义”,社会的“义”放在了高于自然生命的位置;有人“要钱不要命”,“钱”这种交易中介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这说明,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,是多样的。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,既不绝对,也不唯一,还难说纯粹。认同和遵循者有之,不认同也不遵循者同样有之。人类就是这样地奇特,“生命的敬畏者”和“生命的反逆者”共同组成了这个生物群体。

  然而,当人类的“生命事件”出现时,每个人的生命都受到死亡威胁,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便强烈地突显出来。它迅速地覆盖所有“社会关系”的影响,统合起人们的行为走向,个体生命“活着”的自然要求被推向了最高位置。人们的行为相应地归一化到“拯救生命、珍惜生命和尊重生命”的轨道上来。“生命的敬畏者”一时间成为主流,“生命的反逆者”要么融合进主流,要么暂时地销声匿迹。

  令人无奈的是,即便在“生命事件”中,由于离生死的远近不同,对生命规则认知的不同,特别是平常生活里由“社会关系”促成的行为理念和习惯的不同,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同等地感受到“生命高于一切”规则的神圣不可替代,更不是每个人都会同等地按照这种行为规则说话和做事。那些怀有“社会关系”规则高于生命规则理念的人们,以其根深蒂固的意识,在言行中一味地迎合某种社会惯常的做法,显露出对于个体生命的轻视和对个人生死的冷漠,让我们体会到一种生命的残酷,也给“生命事件”的治理带来困惑、阻滞和大量的不确定性。

  在这次疫情中,武汉市中心医院令人扼腕心痛又难忍愤怒。梳理公开的信息,医院先期发现多名新冠肺炎病例,医院内部迅速传开。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,医院居然未做任何及时的、必要的应对处理,结果是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,多名医生不幸染毒离世,留下了武汉疫情历史中最为惨痛的经历之一。

  医院基本和根本职责是“救死扶伤”,每天都在和个体生命打交道,和各种各样的疾病、病毒打交道,每天都有发现“生命事件”苗头的可能,因此,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,应当是医院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奉为最高圭臬的。这家医院较早就发现了“生命事件”的迹象,却没有报告、隔离,更谈不到治疗,生命的规则显然被让位于了某种“社会关系”的规则。医院对生命负责的“初心”一旦失去,自身悲剧的酿成就不可避免,更是潜藏了可能的巨大灾难。

  用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尺子,度量这家医院在疫情中的作为,我们无法阻挡这样的逻辑推论:该医院医护人员的生命时时刻刻都在死亡威胁之中,因为生命在这里并非至上;我们也无法阻挡这样的逻辑演论:任何一家医院如果没有生命至上的规则,所有的医护人员也必定时时刻刻都在生命悬空钢丝上行走;我们还无法阻挡这样的逻辑预测:如果所有的医院都是这样,无法想象某个“生命事件”的发生,对于医护人员,对于所有的病患,对于芸芸众生,将会达到何种惊世骇人的可怕程度。

  应当说,“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隔离和早治疗”的“四早”方略,正是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在医院的实践纲领。有幸的是,这一纲领由于武汉疫情的严峻,上升到了国家“生命事件”治理的高度,成为了整个社会的要求,迅速为所有的医院遵循,拯救了大量的生命。需要警示未来的是,所有医院本原的职责就含有这样“四早”的实践纲领,应当也必须常态自觉地遵循,不必等到“生命事件”的大范围爆发,更不必等到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“社会关系”为某种显性要求时,才去遵循。一句话,医院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,也没有比生命规则更高的规则。

  生命高于一切让我们将眼光从武汉疫情扩展开去,看看人类社会诸多的“生命事件”。这些“生命事件”一次又一次地祭出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,一次又一次地诠释生命规则对于“活下去”生命的不可替代性,也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生命规则和各种“社会关系”博弈的复杂性——生命应当高于一切,实际社会生活却并不尽然。也就是说,我们向往理想的境界,但我们并非生活在理想的世界。

  (1)人类社会的饥荒事件。1998年,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.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。他关于人类饥荒问题研究得出的结论,惊世骇俗。

  饥荒,毫无疑义是人类最大的“生命事件”,它每每造成百万计、千万计生命的丧失。以往的主流观点,认为饥荒是食物绝对不足造成的。阿马蒂亚.森通过对诸多重大饥荒所处环境和形成机制的考察,认定饥荒并非是食物的自然供应不足导致的“天灾”,而是社会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带来的“人祸”——大量饥饿的底层群体,和并未显著减少的食物供应能力之间的强烈反差,将饥荒问题中丑恶的社会制度或机制原因揭露得无遮无掩。

  基于“生命权”是人的生命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天赋权利,它的丧失就是生命的终结,如果某种社会制度或机制引起了饥荒,引起了无数人“生命权”的丧失,那么,这样的社会制度或机制就是反人类生命的,就必须改造。这就是上苍制定的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,在饥荒这等“生命事件”上对社会制度或机制的度量。这个规则必定无疑地居于任何人类社会的制度和机制之上。或者说,任何人类社会的制度和机制,都应当建立在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之上。

  有人曾经更为通俗地解读过阿马蒂亚.森关于饥荒的思想。如果一个社会并非绝对地缺乏食物供应,却有大批的人处在饥饿之中,处于生死边缘,那么,这些人即便是去抢夺食物,也是合法的。为什么是合法的?因为这些人的生命都难以维持了,天赋的“生命权”受到了最严重的威胁,他们的抢夺食物行为正是对人的“生命权”的护卫和争取,这种行为的正当性,超越一切社会制度、法律和机制而存在。反过来说,造成这种大面积饥饿的社会制度、法律和机制,其合法性是存疑的。

  (2)“泰坦尼克号”的沉没。一百零八年(1912年)前,巨型邮轮“泰坦尼克号”在大西洋600558股吧)撞上冰山沉没,1500多人遇难,构成了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为惨烈的海上“生命事件”。沉船之际,所有人求生的欲望和船上救生艇不足的现实,瞬间将人类生命的规则推举了出来,演化为“让妇女和儿童先走”的逃生安排。尽管沉船的过程充满了绝望、悲壮和混乱,这项逃生安排整体上还是得到了有力执行。除了船方管理人员的强悍维护,甚至不惜开枪来警示外,船上大多数人对逃生安排的尊重和遵守,是这艘邮轮尚有七百多人最终安全脱险的重要原因。

  在生命的紧要关头,在每个人都面临生死抉择的那个时刻,我们看到的不是“弱肉强食”,不是“你死我活”,更不是社会地位、贫富差别等“社会关系”规则决定的生死顺序。人类生命规则的神圣不可逾越,让我们对人类自己的历史充满了敬意,同时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信心。

  事实上,在群体性“生命事件”到来时,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,是存在执行困境的,因为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活下来。人的生命是平等的,但不同的生命存在个体自然的差别。“妇女和儿童先走”的安排,遵循的恰恰是生命的自然性规定。一方面,妇女和儿童是弱者,他们很难在如此大的灾难面前自我求生;另一方面,妇女和儿童代表着生命的未来,妇女是孕育生命的母体,儿童则处在生命成长的早期。“妇女和儿童先走”,不论从个体生命来看,还是从整个群体来看,也不论是从灾难的当下来看,还是从今后的生存来看,这种安排能够赢得更多的生命。在这里,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,以生命的自然规定为基准,不仅保证了人类生命群体中尽可能多的个体生存数量,也体现了个体生命之间天然性的平等。

  “泰坦尼克号”的沉没,显然不是单一沉闷的“好人善事”之作,而是一部复杂人性的活剧,“社会关系”沉淀出的各种“社会人”的根性,得到了完全彻底的暴露。这艘邮轮所属航运公司的董事长伊斯梅当时就在船上,他的“社会头衔”不可谓不大,但他不属于有权先登艇逃生的群体。他却不顾“妇女和儿童先走”的安排,趁人不注意,跳进救生艇逃之夭夭,成了“泰坦尼克号”沉没时卑鄙灵魂的经典代表。可以推测,如果不是船方极尽全力地管控,不是船员在人们争抢救生艇时威慑的枪响,船上对生命规则的破坏者,远不只是一个“伊斯梅”,“泰坦尼克号”则可能由于多个违规者而失去更大数量的生命。

  历史当然没有如果,“泰坦尼克号”的悲剧,还是留给了我们一份人类关于生命规则的宝贵遗产。它告诉我们,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自然规则必定在“社会关系”确立的社会等级之上。我想,看过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的观众,应当对剧中那些性情鲜明又善意浓厚的船员、普通乘客、富翁、乐队演奏员等在生死之际的表现,特别是男女主角生命和爱情交织的昙花悲歌,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们带着上苍赐予的对自然生命的理解,带着日常社会生活形成于内心深处的意识和意志,或平静地迎接死亡,或奋力地寻求自救,或无私地帮助他人,在生命规则神圣的光芒照耀下,谱写了人类历史上颇为动人的生命乐章。

  (3)克拉玛依的火灾。1994年12月8日,新疆克拉玛依的一场大火,夺去了325条生命,其中包括288位中小学生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这一不堪回首的人间悲剧,提起来就令人撕心裂肺,无法释怀。火灾中,“学生们,先别动,让领导先走”这句话,已经成为了这一“生命事件”的标签,永远地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,无论如何也抹去不了。

  “学生”是什么概念?“领导”又是什么概念?为什么“学生”要给“领导”留下足够逃生的时间,而不是“领导”留给“学生”足够逃生的时间?在这数百条生命生死的瞬间,为什么会有权力等级对于鲜活生命的漠视,而不是最大限度地逃生以获得更多人的生存?

  我们不得不说,对权力的敬畏大大超过对生命的敬畏,这种情形就不可避免。从另一个角度讲,当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并未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生根壮大,“社会关系”的任何影响,都会催生出某种高于生命规则的“社会规则”,甚至是“社会潜规则”来,这也就是“自己立个菩萨自己拜”的人类社会生活状态。

  克拉玛依的这场大火,烧出了权力对生命的残忍,烧出了生命规则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,也烧出了生命规则再次启蒙的必要。三百多条生命随火而逝的惨痛经历,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地处置而过,必须成为我们这个国家、民族和个人敬畏生命和生命规则不可遗忘的事件。

  人类社会总是有种让人莫名的无奈。我相信,克拉玛依这类“生命事件”,时常会唤醒人们心底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意识。然而,日常社会生活中“社会关系”力量的强大,无时不刻都在冲刷这一自然的旨意,权力等级就是最为持久和份量最足的冲刷力量。我们无法消解社会权力等级的存在,因为这是现实社会运行和治理的基本构架。相应地,我们也就无法消解对于权力等级的崇拜、向往和屈从,我们也就无法不担忧克拉玛依那样的大火可能的再次肆虐。人类社会所有的问题和灾难,其实都是自己带给自己的。无奈的在于,它们都无一例外地难有终极彻底的“解”。

  说到这里,人们对于生命的敬畏,对于“生命高于一切”规则的崇尚,便具有超乎寻常的价值——权力不能凌驾于生命之上,如果能够成为包括权力拥有者在内的所有人强烈的意识,“生命事件”即便发生,也不会造成过于严重的后果。我们之所以要大力张扬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,正是着眼于强烈化人们敬畏生命意识的。我们由衷地期望,克拉玛依这样的悲剧不能重演,生命规则在“生命事件”中具有绝对性、唯一性和纯粹性。然而,我们也清楚,如果在日常的生活中,人们的心里没有播下“生命高于一切”规则的种子,一旦“生命事件”的到来,那些“社会关系”力量造就的“社会规则”,便会对生命规则取而代之。

  看来,避免克拉玛依类“生命事件”悲剧最有效的途径,就是在平常生活的时光里,无时不刻地渲染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。同时,努力减少对于权力等级的崇拜、向往和屈从。在武汉疫情中,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值得评说,那就是方方日记。在疫情隔离期间,我所交流范围内的人,没有不读的,大多给予了赞扬和肯定。

  方方日记之所以受到认可,在我看来,是她那每日活生生的文字,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,彰显了“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规则意识,让我们看到了疫情下一个个“生命之人”构成的别样武汉,感受到了一个个“生命之人”涌动的生死悲情,也认知了一个个“生命之人”勾勒的世间百态。在我们为战疫情的“国家之事”激动,为这次“生命事件”的数字、图表和曲线日趋向好而心绪慢慢平复时,庆幸还有这么一个疫情中“生命之人”的叙说文本,让我们感动,让我们叹息,让我们愤懑,更让我们沉思。

  如果说,武汉战疫情的“国家之事”将以“事件”的宏大载入历史,那么,武汉疫情中的“生命之人”就将以“生命”的具体流传百世。在这个意义上,方方日记,连同可能已经记录却未面世的同类文字,弥补了武汉疫情历史的一方空间。二〇二〇年三月七日星期六002291股吧)动笔于长沙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完稿并修改于长沙

  本文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、建设银行601939股吧)原董事会秘书陈彩虹,1957年4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,祖籍湖南省湘乡市。

  1978年2月,作为“文革”后第一批参加高考者,考入湖北财经学院(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)基建经济专业,1982年2月在该校获经济学学士学位;1983年考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,学习投资经济理论,1986年毕业,获经济学硕士学位。毕业后,一直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,先后在总行调研室、研究所、国际部、办公室、福建省分行、海外代表处和分行等处就职。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党委办公室主任、行长办公室主任、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党委副书记、副行长、中国建设银行韩国汉城分行总经理、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等职。

  从建行董秘卸任后,陈彩虹回到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特聘教授,用他多年的实践经验指导理论建设,陆续推出了多个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。从1982年至今,已发表经济和经济哲学类论文数百篇,并著有大量关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随笔文章。经济和经济哲学类论文的代表作有:《金钱的“俗世哲学”与“超世哲学”》、《金钱崇拜的生命观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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